《上古卷轴5：天际》附魔经文不能用解决办法

东汉的豪族势力

东汉王朝建立的基础是社会遍布大大小小的豪族。

其中，作为皇族刘氏掌握政权的基础，南阳阴氏外戚集团和河北郭氏外戚集团实际是被保护并允许扩大势力和影响的。

而此外的地方豪族，是一种社会势力。

它们拥有大片土地和豪华宅舍。他们在自己的田庄中不仅经营农业，还兼营林、牧、渔、工、商、假贷等副业，因而相当富有。豪族通常要利用其财富，团结宗族乡里，招引宾客，以突破家庭规模的限制，扩大自己的势力。宗族不“共财”，当然会有贫富之别。但在血缘纽带的维系下，宗族成员有相互扶助的义务，特别是其中的富人，有依亲疏远近赈赡穷人的责任。富人未必都是大宗或族长，但他们以财富为后盾，以赈赡为手段，通常会成为宗族的领袖。

豪族养“宾客”也是普遍现象。所谓“宾客”，鱼龙混杂，既有攀附权贵的士大夫，也有尚武行侠的剑客，还有亡命无赖之徒。充当谋士爪牙，或者打理畜牧、屯田等事务。

豪族役使贫民从事生产并收取高额地租，是汉代常见的现象。除“贫民”外，奴婢也是东汉豪族田庄中的劳动者。

豪族多有家兵之外，还透露出其家兵系由田庄中的“农人”充当。东汉豪族田庄中的劳动者主要是“贫民”和“奴婢”，汉末三国以后常被称作“奴客”。他们除须从事农副业生产外，很可能也要承担保护田庄的任务。及至汉末，这些“奴客”大量转化为“家兵”，随豪族卷入了战争。

总之，豪族占有大片土地，役使贫民和奴婢从事生产并守卫田庄。宗族和宾客则是他们干预世事的帮手和爪牙。

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不断发展，早在西汉后期就开始出现的地主田庄经济在东汉发展迅速。随着乡里宗族势力的恢复和发展，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倡导和普及进一步促进了宗族之联结和宗族规模的扩大。“从内部讲，宗族内各家庭互救互恤，对维护小农经济发展，防止小农破产，起到积极作用，可是从外部来看，由于小农家庭对宗族依赖性加强，对国家依附性就相对减弱，宗族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势力。随着东汉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削弱，以及宗族势力的日益强大，到了东汉末年就发展成为强宗大姓和坞堡组织的割据。”相对于西汉中期前王权对乡里强宗大族的有效驾驭而言，西汉中期以后，王权对于普遍存在并武断乡曲的强宗大姓的打击显得无力。

在这样的宗族豪强的田庄里，不仅存在大量的奴婢，同样也存在为数不少的依附农民。尽管目前对于东汉依附农是否隶属于国家名籍尚存在争议，但是这种依附关系的存在对于国家乡里秩序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其总的趋势就是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加强，而与封建国家的联系却日益减弱，国家对农民的人身和经济控制逐渐演变为地主对农民的人身和经济控制，从而导致国家在乡里政治渗透力的弱化。而这也意味着真正乡贤的缺失。

特别是在社会动乱时期，他们往往成为王权的敌对力量，从而使得国家对道德伦理提倡所促成宗族之联结的成果也就很容易变成王权塑造乡里秩序的离心力。

虽然这时的豪族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尚未发育成熟，还不能像日后汉末三国时那样，撑起天下三分的局面。但他们的存在、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及由此形成的政治生态，已经对帝国的统治构成严峻挑战。

东汉如何面对豪族的挑战

东汉政府面对这一社会势力，一方面，容忍大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和发展，不再企图根除土地兼并现象；另一方面，一系列旨在抑制豪族势力的政治措施悄然出台。

东汉政权建立后，承西汉和新莽之弊，土地兼并和自耕农的奴婢化依然是社会的棘手问题“光武帝刘秀登位之后，多次颁发免奴婢为庶人的诏令，与此同下令”度田“，以清查豪强不法侵占的土地，并检核人口。

尽管在度田过程中，由于执行者与强宗豪右的相互勾结和从中作梗遇到了困难，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虽然东汉皇室默认并许可地方豪族的存在--这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但对他们的压制和打击贯穿始终。换句话说，明帝认为，只有不断打击这些地方豪族，让他们不敢扩大兼并，干涉地方政务，才是正确的治国方式。

如何打击地方豪强？答案就是就是加强吏治。东汉建立后，有效抑制豪族，是地方官的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下，地方官严厉打击不法豪族的事屡见不鲜。官场中迅速形成严猛苛刻的风气。

但严切苛刻的吏治虽然造成了一时政治清明，地方豪强收敛，治安好转。但这一手段造成的种种弊端也渐渐浮现。

苛刻严切的官吏行政作风导致冤狱大大增加。害怕上级追责的官吏治狱势必宁枉毋纵，宁重毋轻。加上贪酷之吏循私舞弊，”狱多冤结“便不可避免。豪族有权有势，有罪吏尚不敢问，蒙冤之事肯定较少，遭残吏迫害的狱中”冤人“当然多是普通百姓。

随着东汉立国日久，这一问题渐渐严峻，官吏的”苛刻“”奸贪“，豪族的”并兼“”侵枉“，加上自然灾害的打击，使百姓生活日趋恶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治安状况也出现滑坡。

这又给了并非南阳和河北两个外戚豪强集团成员的一般地方豪族改变命运的机会。

反王莽的战乱促成了豪族与士大夫集团的合流。其中许多家族历久不衰，成为魏晋门阀世族的前身。东汉统一后社会环境不再具备结成豪族武装集团的可能性，豪族如果要保持和加强家族的政治权位，就必须要正常地通过经学化的途径提高家族的文质性，靠官僚化、士族化来实现。而东汉时期豪族能否步入仕途，实现其家族的官僚化，取决于能否出任地方政府的掾史和被察举为孝廉等。

随着官吏的”苛刻“”奸贪“，使得百姓生活恶化，民间的呼声开始要求抚民有术的”良吏“取代”残吏“。

东汉豪族的分裂与党锢之祸

那么，”良吏“如何产生呢？根据文化水准和与权力结合程度的高低，东汉中后期豪族逐渐演变为士大夫豪族（士族）和非士大夫豪族（土豪）。地方豪族中部分接受了儒学的家族演变成士大夫豪族即士族，他们逐步成为”良吏“的稳定来源，从而成为后来的世家大族的雏形。

而东汉晚期外戚豪族集团的退出又为儒学世家的士族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由此，士族政治地位逐渐上升，弥补了外戚豪族逐步淡出后的政治空间。

而随着士族的门阀化，一般的豪族地主就很难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了，阀阅功劳、门第族望已成为选官的主要依据，势族、单门之间的界限虽不似魏晋以后径渭分明，但已成为社会上评定人物的标准。

在此条件下，豪民的政治空间又被挤压到地方乃至乡里，他们的政治出路尽管渺茫，但势力仍然炙手可热。他们广占田园，役使成百上千的徒附和奴婢，宗亲宾客一身二任，组成半公开性质的私兵。对这些遍布全国的”土豪劣绅“，不仅庶民百姓畏之如虎，乡官里吏避之不及，就是州郡长吏也惧其三分。

因此东汉中后期乡里豪族之间的关系主要向两类豪族为官僚化和士族化的对立发展而去。地方乡里社会逐渐被士大夫豪族与非士大夫豪族的对立和争斗而分裂，最终士大夫豪族通过同地的乡里关系、不受地域限制的师生、交友、故吏乃至姻亲关系结成党人集团。

而非士大夫豪族在官僚化和名士化的过程中不被士大夫豪族所认可、接纳之后转而投靠以”兼并“为主要目的的外戚、宦官势力成为浊流豪族，因此地方乡里社会的分裂是东汉党锢之祸爆发的深层次原因。而这也宣告了豪族内部的分裂，大量浊流豪族上升无望，对东汉王朝产生了离心力。原本已经不稳的统治根基遭到撕裂后，东汉很快就要走向混乱的三国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