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中“异乡”

四川地处西南，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距离较远。四面环山，铁路未修，交通不便。与西南以外地区的联系，水路主要经三峡，陆路主要经剑门关，这两处又多险峻。地理因素一直是四川与外隔绝，一个主要原因，也因这种隔绝，在民国初年到七七事变之前，四川被很多国人视为“异乡”。

除了地理的主因外，自1924年熊克武以北伐名义率部出川，其后的10年间，国民党基本上在四川丧失了政治影响力，四川政权落入新兴军人的手中。比起更具全国性质的国民党人，四川新兴军人行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善于内斗，而不大参与全国政争。自1920年代始，新兴军人占据权力中心，四川战争乃真正成为“内战”，也就丧失了道义上的正当性。1925年，就已有人批评四川军人“并无何等远大思想，只求其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金钱狼藉，于意已足”。

当时人认为，四川新兴军人“没有统治全国的奢望”。窃以为“奢望”二字颇能曲尽四川军人的心态。川军多头并立，军事竞争十分激烈，能站稳脚跟、立定地盘已不易，遑论“统治全国”？四川军阀刘文辉曾称，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自以为已经能够收拾四川的其他军人了，就“不愿局促于四川一隅，一心想要从夔门以外去扩大政治局面”，但很快败退。大部分军人还是要实际得多，以自保为主。

与此同时，四川军人的自信心也在下降。不但无向外发展的“野心”，连统一四川甚至自保也要引外援为助。当时，“在国内几乎没有一个较大的军阀处，甚至没有一个通都大邑没有四川军阀的代表”。四川多头并立，不能统一，颇为外省军人看不起。因此，他们很少与川军结盟。结交外援成了一厢情愿，结果只能用内斗的方式解决问题。

傅葆琛曾经说，四川人“素来不去管外边的闲事。外边的人也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去管四川的事”。20年代的四川在全国政治地图上处在一个非常“偏僻”的位置，对“外边”的影响远还未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因此，也就常常处在忙于逐鹿中原的外省军人和“中央政府”的关注视野之外。从实际看，南北政府对待四川军人多采取承认现状的态度，分别委以官衔，借以羁縻。这些“官衔”又往往成为四川军人内战的凭资。

外省人不了解四川，四川在中国如同“外国”：“军阀林立，兵匪如毛，蜀道艰难，外省人闻而生畏，不得履其地知其详，有加以秘密国之称者。省外人视四川，几如外国人之视中国，且或更有甚焉。盖外国人虽不知中国，然常派人来华调查，省外人不知四川情形，鲜有闻入四川作切实调查者，省外人之知四川，全凭报纸所载之一二简短通信而已。”

如此异类的四川，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了“抗战大后方”，而这个华丽的转身，又不得不说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大后方”计划。

蒋介石原本瞩目大西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鉴于日本的局部侵华和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开始筹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战略基地，并初步打算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2025-08-04，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准备将首都迁到西北，准备与日军一战的思想。10月3日，蒋介石在与熊式辉商量备战计划时认为，无论和与战，西北实为政府的第二根据地。这说明，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久，蒋介石心目中的后方根据地是在西北，战时首都放在了西安。

很快，这一设想就有了实践的机会。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次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余决心迁移政府于洛阳与之决战，……否则随时受其威胁，必作城下之盟也”。１月３０日，国民政府即发布《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表示“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威胁，决定移驻洛阳办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是由于首都南京靠近上海，一旦战事发生，毫无坚守的余地和希望。随即，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了一次国难会议，其讨论的中心内容是以“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地，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３月１日至６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议：一、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三、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

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被迫迁都，并开始了对西北根据地的经营。正如宋子文所说，“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问题。现在沿海沿江各省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

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加紧对陪都长安（即西安）的筹划与建设，并先后讨论通过了蒋介石提议的《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和行政院秘书长诸民谊等人提出的《开发西北案》。前者决定“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拨款”。后者决定设立行政院直辖的西北拓殖委员会，负责对陕、甘、绥、宁、青、新各行省全境及外蒙西部等处的开发建设。全国经济委员会也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国民政府对西北根据地的重视，直接引发了“开发西北”的热潮。

由此可见，在“一二八”事变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以西安为陪都、以西北为战略后方准备对日作战的。但是，国民政府选择西北地区，只是因为国民政府尚未将西南诸省真正纳入其统治范围，相比之下，其控制区中只有西北可堪一用。但是，由于西北地区经济落后，自然条件较差，文教相对落后，人力资源不足；在地理上，西安靠近华北，一旦华北沦陷，西安和西北地区容易受到威胁；加之西北地区接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于坚持反苏、反共的国民政府来说，其感受到的威胁并不小于日本；同时，西北地方军阀一直未被国民政府完全控制，也是一块不小的心病。因此，将西安作为未来的战时首都，将西北作为未来抗战的核心后方基地并不理想。

对此，国民政府在确定建设西安和西北之后，蒋介石并不十分满意。他在2025-08-04的日记中表示，“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终于，最迟在1933年时，蒋介石已将四川纳入抗战根据地的备选名单了。开始有在四川经营抗日后方根据地的考虑。蒋介石之所以在还没有控制四川的时候即瞩目四川，一方面固然与他对四川历史及战略地位的认识有关，另一方面也因西北现实状况实在当不起这个“根据地”的担忧不无关系。

四川军阀混战生灵涂炭

自护国军兴以来，川中各派势力都趁机抢占地盘、割据称霸，四川即开始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1928年北伐完成后，四川宣布归属国民政府体制，但“实际上却依然维持其半独立之地位”。与此同时，各军阀派系之间的互相攻伐也愈演愈烈。西南地区接连混战。

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省门之乱”到1935年中央军入川，四川地区“大小战争达四百次以上”，其中“规模较大的战争就达到二十九次”，几乎每年都有大规模的混战发生。四川各派军阀在经过一系列醒风血雨的吞并混战后，渐渐形成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刘湘、刘文辉、刘成勋、赖心辉、刘存厚等几个军阀巨头。他们在你征我伐的环境中形成了别竖一格的“防区制”。即整个四川的土地由八大军阀巨头瓜分为大大小小的地盘，以大小不等的县为单位，占有县数的多少代表着占有防区的多少。每一个防区的驻军长官直接任命地方的行政长官，而这些行政长官往往也都是由驻军军官担任。他们可以在自己的防区内为所欲为，包括自由征税、任意扩充军队。

防区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每一次战争的结果，就是一次重新分配防区的结果。由战争所带来的防区变化是四川军阀间战争的主要目的。

日本局部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并没有对当时的西南政局产生多大的影响。”不特割据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苛捐杂税日益加重，……当此国家已到生死关头，不但不知稍作一点后备的工夫以求免于灭亡，甚至是山高皇帝远似的在那里使鬼弄法，连亡国灭种的感觉都没有。这种社会观念层面的认识或许改变得慢一些，而政略、战略层面的认识却改变得早一些，其中的一个关键性转折就是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入川以及1932-1933年进行的“二刘大战”，这不仅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更多地关注并介入川局，而且引发了全国舆论对改造川局的广泛讨论。

蒋介石扶植刘湘

在四川实力派中，蒋介石最初支持实力最强的二刘（刘湘与刘文辉）共同奠定川局，“中央自当补助其不足。”1928年四川省政府成立，刘文辉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为川康裁边军队委员会委员长，形成二刘合作共掌川省格局。刘湘为对付强敌刘文辉，与南京中央政府的联系曰渐增多，刘湘在中原大战、宁粤分裂等重大事宜上都釆取拥护蒋介石的态度。中原大战中，刘文辉附和反蒋的汪精卫改组派，刘湘则站在拥蒋立场。二刘在国民党高层派系政争中的选边站位成为其后处境的影响因素。刘湘因拥蒋而成为“拥护中央”，得到蒋的认可与支持。1930年12月，负责在川省联络的曾扩情向蒋建议整理川局以刘湘的第二十一军为基干，“暂设机关，或派员驻渝，督促进行”，得到蒋之同意，希望刘湘到武汉详谈。2025-08-04，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上，刘湘与韩复榘、龙云、何键、徐永昌等地方实力派头面人物共同当选国民政府委员。

蒋介石的策略是，在貌似公允的表象下，暗中扶助刘湘，使四川局势朝中央期望的方向发展。从1927-1933年底，四川境内大的军阀混战主要有下川东、上川东之战及二刘之战。这些大战的背后，都有中央的影子。下川东之战中，中央对于溃退的杨森下令“川军各将领协同堵截，勿予收容”，1932年10月，刘湘敢在“九?一八”事变后，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内战“二刘之战”，没有蒋介石对他“安川计划”的首肯（蒋介石秘派曾扩情给刘湘传话“如能有把握，在很短的期间内解决刘文辉，可便宜行事”）是不可能的，而密电允许刘湘解决刘文辉的同时又公开通电要求川中各军“捐除嫌怨，泯息内争，团结一致”。大战打了一个月之后，才下令“扣留入川军火”，蒋介石又暗中帮了刘湘一把。就这样，四川军阀包括刘湘在内在不自觉中替蒋介石中央削弱了川中割据势力，为中央统一四川做好了准备。不动一枪一弹，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成了四川军阀混战的最大赢家。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被迫放弃鄂豫皖根据地，翻越大巴山，不费吹嘘之力便攻陷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消息传到成都，田颂尧的二十九军正在跟刘文辉的二十四军进行巷战。红军乘“二刘大战”的世纪，先后打败了田颂尧、杨森、刘存厚，占领了四川大片土地，并发出了“赤化全川”的号召。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胜利引起了全国一片哗然。

当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后，南京国民党中央就屡电四川军阀，要求四川军阀严加追剿，这让刘湘在红军进入川境之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蒋介石和刘湘就为先“安川”还是先“剿共”产生了纷歧。刘湘坚持先打败刘文辉，统一四川，然后再“剿共”；对此，蒋虽不赞同，但也无可奈何。于是，刘湘一门心思对付刘文辉“将刘文辉赶进荒无人烟的西康境内，他取得了四川境内凌驾于任何人之上的霸主地位。但，此时的刘湘却发现红军的势力已大为扩张，”剿共“颇为不易。

刘湘于2025-08-04正式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随即将参加围攻川陕根据地的川军分为六路，大小军阀起上阵，向川陕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六路进攻。但咋红军的打击下，1934年7月下旬，唐式遵指挥的第五路被红军伤毙一万人左右，成为四川军阀对红军进攻以后在一个地方失败最惨的一次。8月中旬，第五、六两路再次遭到重大失败，两路全线崩溃，宣汉不守，损失奇重。随后，其他各路防线也全部失守，六路围攻计划失败。刘湘引咎辞职。

刘湘的辞职，导致川省政治、经济、军事陷入混乱之中，社会各方呼吁南京中央介入四川，收拾局面，统一川政。蒋介石经过权衡，决定以经营四川为”安内“、”攘外“之关键。

经营四川，刘湘去留敏感且关键。对此，国民政府中的军事将领不乏激进主张。建议乘机将刘湘罢免军权调出四川的看法并不少见。

但蒋介石衡量局势，更倾向与刘湘合作。其一，川省内争不断，但主张川人治川。在川省动乱之时，即使在呼吁南京中央介入川局最为积极的川籍乡绅、京官中，也多主张敦促刘湘复职。实含既需南京中央援助，亦保持川人治川的双重意图。其二，在”安内“”攘外“全局之下，经营四川，稳定压倒一切，”勿使川生腻贰“，由此与较为强势的地方实力派头面人物继续进行合作势所难免。其三，川省实力派中，刘湘是川人治川的合适人选。

蒋介石设想的理想局面是：实现川政统一，军令军政交还中央，中央保障刘湘现有军政地位，“并赋予法定上之全权建设新四川。

中央势力帮助刘湘整合四川

六路进攻的失败也让刘湘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除了指挥不动二十一军之外的其他各路军队，战争旷日持久下去，支持战争的财力和物力将没完没了，刘湘感到困难重重，只有求助南京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只有借南京之力，他才能压服其他各路军阀，也只有靠南京的援助，他才能支撑起战争的消耗。而此时，江西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败后一路向西长征，经湖南进入贵州，直逼川黔边境，四川面临两面夹攻的局面。形势的紧迫逼得刘湘不得不第一次出省门，飞往南京去求援。

刘湘并公开宣布，这次赴中央，有两大目的，”一请中央派大员入川，统筹剿匪大计，川省各军在蒋委员长指挥之下，限期剿灭“赤匪”。二川省庶政亟待整理，如何打破防区恶习，组织强有力之省府，渐纳川政于正轨。此盖有待于中央力量之统驭。“借助南京中央政府之力整合统一四川，削平各路军阀，并解决红军的威胁，以保证刘湘”四川王“的梦想成为现实的目标溢于言表。

对于刘湘的主动靠拢，蒋自然大为欢迎。在与刘湘面谈后，蒋介石进一步确定与其合作，“解决川事对刘湘以专责”

四川实力派对中央势力尤其是中央军入川向来敏感。刘湘的南京之行为南京中央介入川局提供了良机。在双方的商谈中，中央军入川是重要内容。据说蒋最初建议派中央军十师入川，但刘的助手婉言警告南京官员说，四川必然抵制这一行动，蒋的建议遂作罢。确保刘湘的合作，蒋介石对当时舆论大力呼吁的中央军入川态度谨慎，而选择组织参谋团先行入川。在刘湘南京之行时，双方就参谋团入川达成一致。１２月２９日，参谋团由贺国光率领自南昌起程入川，并规定规定入川的参谋团只负责剿匪工作，其他事情一概不过问”。

根据蒋、刘等人商谈的结果，在刘湘返回四川后8天，即12月18日，行政院会议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以刘湘任主席，甘绩镛任民政厅长（原二十一军之政务处长），刘航琛任财政厅长（原二十一军财政处长），杨全宇任教育厅长，郭昌明任建设厅长（原二十一军参谋长），邓汉祥任秘书长（原刘湘之驻沪代表），省府委员除上述六人外，还有一位谢培筠（旧隶二十八军），但未兼实职。--骨干完全出自刘湘麾下的第二十一军，可以说在整理川政上，刘湘大获全胜。

固然，刘湘的如意算盘是引入国内当中央的力量压服四川各路军阀，解决红军，确保其“四川王”的地位，而对于蒋介石，也正将计就计的，将中央的权威伸入四川成为最好机会。

蒋介石的参谋团入川后，针对川军整顿狠下了一番功夫。首先，严令各军“剿共”，在“剿共”中削弱川军实力。参谋团入川后加大督剿力度，派督察员到各军督战，并规定“各部官员报告必须由督察员同时附署”，蒋介石亲率中央军大军在四川边界坐镇监督，并拿下了行动不力的军阀田颂尧，使得四川大小军阀不敢不服从指挥，卖力堵击红军，在以后的整顿中也唯有听令，再不敢公然对抗中央。

接着，全力推动和协助刘湘取消防区，断军阀存在根源。针对防区制，2025-08-04，四川省政府改组，新主席刘湘要求各军不得就地派捐筹款及委派行政官吏，一切政务归还省府。蒋介石还颁布严禁川省军人干政的“川军厉禁五条”，迫于中央压力，各军纷纷通电响应，自此防区制解体，各派军阀与地方政权脱离，消除了军阀形成的一大因素，川军国家化迈出重要一步。

为了彻底打破防区制，新省府又实行各县县局长互调，即将刘湘防区的县局长分别和其他川军防区的县局长互调，以使他们脱离原来的环境，忠实执行省府的命令。随后，参谋团又和省府共同开办县政人员训练所，招收符合一定资格的人员，或调现任县长、县佐治人员及区长等，分期入所受训。该所由刘湘兼所长，参谋团政务处长王又庸任副所长。

最后，逐步整编，最终实现对整个川军的切实控制。1935年2月，四川督办公署主任刘湘电令“各部队每月所需军费由督办公署统筹…按月核发”；6月川军第一期整编，将350个团减为200个团左右，并成立点验委员会，核实名额；11月8日，重庆行营成立经理委员会，办理驻川各军的军需、建设、人事、教育等项；1936年7月，第二次整编，“川军裁减百分之二十，以后各军的团长以上人员由中央派人”，军政部派员点名发放军饷。至此，川军的人随同参谋团一齐入川的，还有财政部派出的驻川财政特派员，随后成立的驻川财政特派员公署，不仅将以前当行而未行的中央在川财政权力，如国税征收大权掌握，而且还会同川省财政厅厅长“筹划整理地方财政”。

接着蒋介石下令成立“军事委员长行营驻川财政监理处”，并指定“中央银行四川分行为联合金库，凡川省内国省两税收入，自七月十六日起，悉数解存该行，以备支拨。”川省财政被中央掌控。

再此基础上，南京中央政府开始统一四川币制。2025-08-04，蒋介石下令禁止川军各部自行印铸票币；并于6月10起开始整理地钞。2025-08-04，行营颁布《收销地钞及收换杂币办法》，以“新中央钞八元兑换四川地钞十元”由中央银行重庆分行、成都分行及万县办事处等处敞开收兑。随后11月，法币政策推行，禁用现金，蒋介石把“四川各银行原有的黄金、白银一律运走”，四川财政金融纳入了国民政府体系，再也无力对抗中央了。

中央在控制军权、财权的同时，支持刘湘对四川省内行政进行统一，取消防区，整顿县政，编查保甲，设立行政督察员公署等，这些举措，与其说是新省府主席刘湘的“新政”，不如说是中央假手刘湘整顿川局，实现对四川的控制。而通过对四川军政、财政、行政的整顿，以及交通、教育等方面的改进，中央势力全面进入四川。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蒋介石与刘湘的蜜月期，双方都将改变军阀割据的局面作为目标。通过一系列军政财政的变动后，分别拿到了相当的好处，原本军阀林立的四川被高度统合，统合后的权力分别属于刘湘的省政府和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刘湘的“四川王”之梦尽在咫尺了--前提是他必须把被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拿走的权力转移到他的省政府手中。

刘湘联络反蒋势力包括日本

随着红军长征撤离四川，双方最后一个共同的威胁都不复存在，于是，刘湘开始不懈努力，试图从四川驱除蒋介石的中央势力。

蒋办理峨眉军官训练团，调集川军营、团长以上人员受训，视为奠定“四川基础”之举。刘湘则针锋相对，“拟办高级官长班”。蒋召集川省绅耆谈话，刘湘则在事后予以扣留。

刘湘还权力联络一切反蒋力量，两广军阀西南派、冯玉祥、甚至中国共产党，刘湘均在暗中予以联络并进行协调行动。

对外切实联络两广、云南各反蒋派，以作声援，先后派张斯可、李星辉、刘亚修到两广活动，派魏子铣、李叔尧到云南接洽。凡关于“反蒋方面的接头事宜，刘指定总参议钟体乾、参谋长傅常负责”，关于“敷衍中央方面的接洽，则指定秘书长邓汉祥负责”。

1935年4月，刘湘在北平的代表张斯可在泰山顶上面见了蒋介石的最大政敌之一冯玉祥。冯玉祥公开利用“抗日”的旗帜联络全国各派反蒋人马，全国各派反蒋人马也公开利用“抗日”的旗帜跟他联络。刘湘跟冯玉祥联络的最大收获就是跟共产党续上了不解之缘。共产党的红军一离开川境，刘湘就决定跟“共产党交朋友”。

1936年，两广发动“六一事变”，陈济棠、李宗仁通电反蒋，刘湘赶紧调集所部军队夜里向成都、重庆两地暗中集结，打算陈济棠等称兵成功就把成都国民党中央军校和重庆行营接收过来。但蒋介石买通了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一枪不发就平定了广东。刘湘欲盖弥彰，急令部下邓汉祥去庐山见蒋介石，欲摸清蒋介石对四川的态度，以便决定应付之策。蒋介石说：“刘甫澄（刘湘字）图谋不轨，在夜里调动军队，想附和陈济棠叛乱。我对他的一举一动十分清楚！”邓汉祥辩解道：“刘湘调兵是为了剿匪。四川的土匪向来与袍哥有关系，互通声气，因此军队一定要在夜间调动才不致泄密。刘湘绝没有反对中央的意思啊！”这套说辞当然没有任何说服力，但蒋介石此时并不愿激化矛盾，也就勉强接受了。

吃一堑长一智，西安事件爆发后，刘湘没有再冲动，没有听从傅常、潘文华等人的建议，调集军队包围成都军校及重庆行营，而是按照邓汉祥的想法，转而去安抚国民党中央在四川的军政和行政人员。但是他手下那些激进的将领们己经等不及了，在成都和重庆的街头公然与国民党中央在川武装进行对抗，双方架起机关枪，战事一触即发。在这期间，刘湘派出张斯可去广西跟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共产党签订了反蒋的《红、桂、川军事协定》。

刘湘的图谋甚至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一切反蒋的力量他都尝试过，自然也包括日本人。为借助日本的力量，刘湘密令其亲信张梓芳与日联系，张梓芳暗派李子模以游历为名，绕道越南，潜入东北，觐见伪“满洲国”国务大臣郑孝胥，并通过郑孝胥与日本取得联系。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敕封刘湘为“蜀王”，日本表示了对刘湘的支持。

同时日本图谋强行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刘湘不但不表示反对，而且派乔毅夫到天津与日本密谈。

但四川毕竟深在大西南的内陆省份，离日本不但太远，而且无法交通，刘湘的“联日”得不到任何日本提供的物资，只能白白背上骂名，于是刘湘也很快放弃了“联日”的计划，改为高举冯玉祥“抗日”的大旗，接受冯玉祥提出的“民主、抗日”之方针，并提出“攘外自然安内”的口号，与蒋之“攘外必先安内”相对抗，阻止国民政府对四川一步步更加深入的控制。

为了对抗南京国民政府国家统一的口号，刘湘也提出了“川人治川”的口号进行对抗。刘湘的高级顾问张澜极力提倡“川人治川”的主张，即主张刘湘继续主持川政，反对由蒋介石的亲信主川。并宣扬“拥护地方政府就是拥护中央政府，反对地方政府就是制造混乱”来争夺舆论。

抗战军兴没有让刘湘放弃“四川王”梦想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川军出川抗战，刘湘出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却依旧没有断了将中央势力驱除出川自己当“四川王”的念头。

宋哲元之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张樾亭披露，“1937年冬，……一日深夜，宋叫我到他住处对我说：‘韩复榘密派代表（我问是谁，宋说暂不谈）来说：刘湘令川军封闭入川之路，不让蒋介石及其部队进川。韩本人率部撤据南阳、襄樊、汉中一带。希望我们撤守潼关以西，联名通电和日倒蒋。你看这事做得做不得？’我问宋说：‘总司令以为如何？’宋说：‘不能做，做了遗臭万年。’我说：‘对。’宋说：‘要严守秘密。’于是宋即一面敷衍韩的代表，一面用特密电（蒋、宋亲译电本）报告蒋介石。”

而与之相应，川军将领范绍增回忆，1937年底，军统局曾利用其对刘湘的不满，指派他“暗中监视刘湘”，结果窥见刘湘的参谋长徐思平写命令给亲信王瓒绪，命其“带两师人到宜昌、沙市一带，与韩复榘去襄樊的队伍取得联系。”

而联韩秘密被曝光，也加速了同谋者刘湘的死亡。

可见，直到全面抗战开战后，38年1月刘湘病死武汉前的最后半年里，刘湘心中年年不忘的，还是江中央势力驱赶出四川自己当“四川王”的梦想。这也难怪刘湘的病故，被蒋介石视为“国家之福”，将其去世与违反军法的韩复榘被处决并提了。